新加坡《联合早报》 解析雄安新区为何堪称“千年大计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11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在中国，城市历来都是中心，资源跟着跑。大城市集中优质资源，因而也变得拥挤不堪。要“疏解”这个困局，就要通过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全文内容如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11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在中国，城市历来都是中心，资源跟着跑。大城市集中优质资源，因而也变得拥挤不堪。要“疏解”这个困局，就要通过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全文内容如下：
郑永年认为，日前中国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震动中国，其直接社会效应就是造成了一个“淘房热”。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沉浸在房地产热潮中，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和房地产联系起来。也正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建设新区必然涉及到房地产，也会涉及到产业、城市建设等其他所有方面，但这些仍然只是新区的一些要素，是新区要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的问题，并不能回答新区本身是什么、其意义何在的问题。可是，如果把新区建设放在中国探索“新型城市化”框架里，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也更为合理了。
郑永年认为，雄安新区担负七个重点任务是对一种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和对一个新城市愿景的描述。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或者造城，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城市，例如产业升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而旧的城市化模式即“大城市化模式”已经对这些方面的构成了极大的阻力。
郑永年认为，“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显表现在几个一线城市，即、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的人口不断膨胀，但还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这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这也就是以来中国领导层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背景。而雄安新区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之前，通州建设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纳从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同样，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承接作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据这些年的讨论，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
郑永年认为，在实际层面，新区不仅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提供条件。“大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阻碍。当然，既得利益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来自本身，而且也来自社会。因为中国城市所特有的等级性（即城市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大城市是既得利益的聚集地也不难理解。城市级别越高，优质资源越高度集中。这方面，尤其特出。
建国之后，国家几乎把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方面，结果人们便纷纷涌入首都。的住房、医院、学校等等各个领域变得拥挤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读成为优质资源的分散化。通过分散优质资源，来为创造有利条件。
而中国的体制是有能力实现优质资源的分散化的，例如把一些国有企业从首都迁向新区，一些名牌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医院、文化机构等，即使不是全部迁出，也可以分解到新区，例如在新区设立分部。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如果做成功了，就会有“复制”功能，用来解决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
郑永年认为，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过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即优质资源配置的分散化。
在传统社会，把所有部门和部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资源高度稀缺的表现，也是为了各种方便，例如开会的方便、沟通的方便、干部管理的方便等等。但现在交通、通讯技术突飞猛进，很多“不方便”已经解决，资源也不再那么稀缺。实际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设计城市化，来缓解和医治日益严峻的城市病。
同样的方法可以扩展到其他几个一线城市，它们也面临和差不多的问题。此外这个方式也可以扩展到各级省会城市。在一个省份内，优质资源同样集中在省城，省会城市可以设立一两个副省会城市，作为现存的副省级城市或者地区一级城市，但主要是要承担省会城市的一些功能，从而实现优质资源的分散化。
郑永年认为，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空间问题，其核心更是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人们肯定会变得不满。现行城市规模已经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例如医疗教育等）构成了有效的制约。而优质公共服务在地理意义上的分散可以带来社会公平的效果，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获得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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