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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张户口为何那么难一个在京家族的四种身份

作者:habao 来源: 日期:2019-11-20 11:52:57 人气:
    北京出台户籍新政,持有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如果符合若干条件,有机会获得北京户籍。此举被一些学者誉为“冰融”。户籍新政出台之前,不仅440万在京持证人士翘首以待,中国其他地区也十分关注。最后公布的方案与一些人的期望还是有落差的,“几家欢乐几家愁”,肯定与非议兼而有之。
平心而论, “一步到位”是一种思路,“得寸进寸”也是一种思路,如果“一步到位”不太可能,“得寸进寸”也算得上一种进步。改比不改要好。改革没能惠及更多人令人遗憾,但受惠于此次新政的人数也将有十几万之多,且游戏规则明确,让更多想落户北京的人有明确的预期,有利于北京吸引人才,也有利于人才安于在北京发展,是一件好事。
“得寸进寸”,但并不能安于寸进之功。人们不禁要问,北京的这一步,能不能跨得更大?受益的人能不能更多?方案中有一条“试行三年&rdquo,北京人才引进2020申报材料与条件整理齐了。;,给人颇多想象的空间,那么,规则能不能更加稳定明确?人们还要问,北京走出了一小步,能否接着走出下一个一小步,甚至是一大步?北京走出了这一小步,中国其他城市会不会也走出自己的一小步?
不管何时何地,户籍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是积疴如山,民怨不已,成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瓶颈。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人们先是寄望局部改革能够推动全局发展,但事到如今,地方政府已经不堪希望之重。北京的一小步推不动全国的一大步。要打破户籍分割,使国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央政府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决断,和更多的财政投入
                             

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北京户口新政出台,几乎同时,出生于北京的王小帅正为自己卷入了倒卖北京户口案而困扰。

我是哪门子北京人?
1966年,我在北京出生。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北京,因为我妈的工厂迁去了贵州,我爸本来是要留在北京戏剧学院当老师的,也跟着一起去了贵州,在贵州省京剧团当京剧导演,导样板戏。妈妈的工厂里其实都是北京迁过去的工人,比较封闭,和当地的贵州人没有太深的联系。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北京人,因为厂里那些北京人过年过节都要回去的,但我们家在北京那边没有亲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贵州人,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都给占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说的全是北京话。
后来我(筹拍《青红》前)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北京话,我就跟他们说北京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北京,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北京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北京,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北京。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北京了。到了北京,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北京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应届生落户北京2020新政策放松啦!,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北京回老家。
随父母去了武汉后,我在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读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武汉又算什么。我对那时穿过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别深,后来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都留着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武汉人眼里这件衣服特土,他们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反了吧,怎么叫我乡下人?其实想想我还真的是乡下人,第一堂是英语,第一个问题就没人回答,老师就点了我这个新同学的名,我起来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后来去了北京读书,也几乎没有想过“回北京”,我对北京其实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认同为北京人。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时候我有了集体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这个意识,虽然只是集体户口

我怎么就离开北京了呢?
我们家一直都这么漂来走去的,没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呆下来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们那届可能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要面临(户口的)选择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机会很少。我学分比较高,学校问过我要不要留校,留学生落户北京2020基本条件和新规有大变化!,那时年纪小,23岁,傻乎乎的,经不起这种考验。当时就想搞创作,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太适合,稍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后来北影厂提出要我过去,但没多久北影厂的机制也变了,又去不成了。
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比我聪明,他们知道北京户口多么重要,他们按兵不动,比较有韧性,哪儿都不去,就死耗着。反正学校也只能把你的户口压着,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寻找机会,最后大家的户口也都落在北京了。当时我不敢扛,觉得很恐怖,没有身份怎么办?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那边答应让我过去就拍电影,我就去了,把户口和档案都调去了福建。一到那儿我就后悔了,从此我和北京就没关系了啊,一辈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学习了10年,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恐慌了一段时间的。
   刚到福建时我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买,什么家具都不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250元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的。那时回一趟北京坐联航250元,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的,剩下的买烟。开始住厂里招待所,后来给了我一个宿舍,我就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
在这期间我就折腾剧本,折腾了五六个剧本。听说同班同学胡雪杨已经在北京开拍《留守女士》了,我把这个意思和厂长说了,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炼五年。我一听,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钥匙给了人管着,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现在外地人在北京可以租房买房买车,可是当初我连买手机都不能写自己的名字,要借北京朋友的身份证件。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户口不在北京带来的问题,是我第一次申请护照要去温哥华,当时想申请因公出差,需要各种证明。那时候我已经长期不在福建厂上班了,但我的户口和档案还在那里,被厂里管着,批不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哦,原来户口这东西真这么厉害。
半年后我要去一个电影节,这回必须得把护照弄下来。北京不可能给我办,所以又重新回到福建。那时候穷,机票很贵,来回得两三千块钱。坐火车吧,得三天三夜。我在毕业分配时坐过火车去福建,太痛苦了。关键是折腾回去还不一定能办成,签这签那,缺这缺那的。
最后终于办下了一个私人护照,结果因为是在福建注册的,签证又非常麻烦。福建那边的移民偷渡比较厉害,我恰恰拿了一个福建护照,每次签证官都给我脸色看,我只能是低三下四的。他一看你护照,如果你一次都没出过国,他就怀疑你“你要去干吗,是不是要偷渡”,如果你签过许多国家,他也怀疑你“为什么你半年就一下用满了,为什么去这么多国家”。护照5年到期,在其他城市办延期可能比较顺利,但在福建,不仅人要亲自到场,还要再经历一遍当初第一次办理护照时那样的程序,这太恐怖了!太麻烦了!所以2004年左右时,我把户口迁到了河北涿州的朋友那儿。